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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1-2 星期二(Tuesday) 晴
绿岛上的哲理情思
绿岛上的哲理情思
中国有个海南岛。自1988年建省以来，各种人才纷纷而至，颇有天下英雄尽在此地之气势也。然一手能以理论之笔墨畅谈海南特区的方方面面，又能以亲身的实践行动改造海南之面貌者，非周文彰先生莫属。作为哲学博士，周文彰先生既有《理由与求知》、《康德》等译著，又有《狡黠的心灵》、《从历史走向现实》等原创性著作，更为可贵的是他能够把哲学的思考与现实的生活联系起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写下了《绿岛傻想》、《并非傻想》等评论集，体现了周文彰先生的创新观点：“让哲学从学术圈走向决策圈”，化严肃的哲学学问为理解现实的工具与方法。
《绿岛傻想》是周文彰先生的第一本评论集，1993年初版，1997年推出修订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绿岛傻想》的副标题为“一个哲学博士的特区情结”，确实如此，周文彰先生的评论大多与“特区”有关。如痛感很多人的思想意识和工作办法还停留在建省前的常规状态，不能适应特区建设的需要，他呼唤《增强“特区意识”》、《造就“特区气氛”》、《开展“特区教育”》、《创造“特区效率”》；面对一些人对海南特区定位的困惑，他强调《开放：海南的特点和重点》、《把各项工作纳入开放轨道》、《多为开放办实事》、《开放意识：特区干部的基本思想素质》；面对特区要不要继续办下去的争论，他指出《特区仍负有先行先试的使命》、《特区体制创新：任重道远》，必须《强化和发展“特区优势”》、《增创特区新优势》……这些文字汇聚了他对海南的热爱之情，读后令人大有所思。
周文彰先生于1989年5月上岛以来，一直对特区的“软”环境给予极大的关注，主张海南应采取“以软取胜”的战略，努力创造一流的投资环境，增强对海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譬如在《“软”环境建设是更为重要的任务》一文中写道：“海南的每一个开发建设者都是海南‘软’环境的一个组成因素，他的思想和行为如何，直接关系着海南‘软’环境的优劣。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南的‘软’环境建设需要海南每一个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硬件是容易的，只要有钱有技术，高楼大厦与工业厂房可以拔地而起，奥运场馆可以金碧辉煌，然而人文环境却不是金钱与技术所能换来的。周文彰先生对“软”环境的极大重视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这种对海南现实的确切把握正体现了哲学的眼光，不可轻易看过。
海南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但特区之“特”在哪里，许多人并不是特别清楚，仍以过去的老方法处理问题。周文彰先生针对这种情况在1990年写下了一组“特区意识、特区气氛和特区教育”的短论，他鞭辟入里地指出：“传统思想观念和传统思维方式至今未受到触动的原因之一，在于人们普遍缺乏一种‘特区意识’。”而有了“特区意识”还须营造“特区气氛”，召唤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加入海南的开发之中。这些短论以“轻骑兵”的方式，扭转了人们思想头脑里的模糊观念，使“特区意识”深入人心，渐渐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为特区更大的发展建立了基础。观念的改变是艰难的，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特区意识”的成熟证明海南开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有人信口就说海南是文化沙漠，但既无理论分析，又没有实际的乡野研究。周文彰先生早在1989年就写下了《海南的文化板块和文化发展》一文，此文“是针对建省初期岛内关于海南文化的讨论而写的。”其“文化板块”的提法令人耳目一新，作者认为：“海南文化不是内部无差别的统一体，而是若干差异极大的‘文化板块’的组合。海南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不是作理论的推导、演绎或玄想，而是深入实地调查研究，运用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科学方法，逐一解剖各文化板块的结构、内容和特点，它们的历史沿革和现实状况，它们在物质层面、行为层面和精神心态层面的具体表现，它们在海南文化整体中地位、影响和联系。”以现在的事实而论，作者提到的研究领域至今仍有诸多的空白。后来作者还写有《海南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冲突和文化整合》一篇长文，谈的极为透彻，厚重而有大气。
《绿岛傻想》有“特区情结”，但其眼光却不仅仅局限于“绿岛问题”，而是着眼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譬如《解放思想：中国现代化的强烈呼唤》、《新权威主义：一张不切实际的救世药方》、《能政府主义：一种异于新权威主义的思路》、《双重人格及其悲剧效应》、《个人的富有是社会的财富》等篇章。在《能政府主义：一种异于新权威主义的思路》一文里，作者对“新权威主义”进行了分析批判，提出要推进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国的繁荣昌盛，必须建立一个“以科学和高效为特征、以精干和廉洁为条件、以民主和法制为保证”的区别于皇帝式“新权威”的能政府。而《个人的富有是社会的财富》一文更是有石破天惊的预见，与当下保护私有财产之观念异曲而同工。
著名学者肖前先生称“《绿岛傻想》的字里行间反映出作者对社会主义特区事业的热爱和责任感。正是这种情感驱使他急海南之所急，想海南之所想，让思想的波涛与海南的发展一同搏动。”确实如此。《绿岛傻想》其实是“一个人在一个绿色的海岛上为国家和人民的大事而忧思和放言。”所谓的“傻想”则是一种不带个人功利色彩的思想结晶，在作者的身上正体现了古人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作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重在务实》，而《绿岛傻想》里所透露出来的务实精神更让阅读者受益。在一个繁华浮躁的年代里，《绿岛傻想》给人一种冷静的沉思与振奋的希望。“坚定我们的特区信念”，走自己的路。
# posted by 摩萝 @ 2004-11-02 09:00 评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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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1-2 星期二(Tuesday) 晴
神学的普世价值所在
神学的普世价值所在
我所敬佩的胡人张承志写过一篇《神不在异国》的文章，此文非常精彩，我理解他的民族主义立场。但我在接触有关《圣经》及基督教神学方面的书后，渐渐地我觉得：神在异国。中土文化已经衰微，没有外来思想的冲击，就没有新生的可能。传统当在异质文化的融合下，才有烛照当世的功能。故当年胡适先生以全盘西化而鼓吹之，实有深意也。前贤大言，永远值得我们深思。所谓本土化的当下话语本身就是西化的另一层面，是由西化的刺激所产生的另一种西化话语而已。正所谓：“历史照亮的从来不是过去，而是现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湾学者陈鼓应先生以薄薄一册《耶稣新画像：圣经的批判》（三联版）风行天下，其文力揭《旧约》之上帝为“人间暴君”，阐述“人人有罪之说法，否定了人类的尊严”，对《圣经》大加批判，很有现在所谓的“酷评”风格。那时初读《圣经》，于神学一道更是隔膜，以为陈鼓应之文大快人心也。后逢巨变，沧海桑田，余始悟神学，从而倾听上帝之思，在十字架上寻找大地的希望。正如刘小枫博士所言：“十字架上的真仍然是照射着此世的强光。”
基督教是关于性恶的宗教。《圣经》深深揭示出人的原罪，又指出人都无法消除它，因为这种状态不是人的常态。耶稣正是由于人的原罪致死的。因此，承认原罪，信神救赎，是使人称义，返璞归真，灵魂得救的唯一出路。事实上基督教最重要的贡献是它处理了一种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承认人的欲望是天生的，合理的，另一方面，又指出这是一种原罪，必须加以控制。可以说，这种人的原罪性和有限性学说，为社会契约，权力制衡和法制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思维诱导和最终的理论根据。
当《人权宣言》宣扬天赋人权时，这种权利是与义务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基督教使权力与义务具有了统一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西方，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是建立在这种形而上的“性恶论”的基础上的，因此，民主也成为了一种形而上的东西。这一点也恰恰说明了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国为什么无法产生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因。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就力证基督教（改革后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被誉为美国现实主义政治思想之父，美国现代富有创造性的神学政治思想家尼布尔经过考察民主理念及其政治形式的形成，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民主的政治和产生应归于基督教的价值观和近代人文思想的共同努力。
因此中国的落后就在于中国人缺乏心灵的超越性，缺乏对永恒正义和绝对公义的普遍信心。缺乏超越于一切个人、集团及其理念之上的自我信仰，因而也就失去了独立评判它们的能力、勇气和根据。流亡海外的远志明博士因此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可能我们就确实缺乏这种“路径依赖”的传统，当然我们可以质疑“西方之外就没有民主的因子吗？”天下皆成西方化，又何处可见多元化呢。然而普世价值是无法否认的，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故学者钱穆先生有云：“耶教上帝关切全人类每一个人之整个人生，马克思共产主义最多只关切到某一个阶级的物质生活。”
陈鼓应先生批评《圣经》的同时却极力推重佛教，然而佛教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什么？只是一些庙宇而已，一些菩萨神像而已。禅宗的智慧更是世俗人的现世狡黠而已，所谓的禅宗机锋仅仅是文字上的吉光片羽。人人可以成佛，其实就是人人可以成为上帝，但人终究是不能成为上帝的。由于缺乏终极意义上的价值关怀与心灵的超越性。故此，谢扶雅先生有言：中国在经历了经学时代、佛学时代，将进入基督教时代。诚哉斯言。但基督教能否救中国？或是任何教都不能救中国？思之黯然。
刘小枫先生在《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一书讨论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几位天主教和新教神学家的思想，对神学与时代的存在真实和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神学思想对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认识的烛照后，那些习以为常的认识便露出了虚空与丑恶的一面。譬如薇依的劳动神学，她从早期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中进一步地指出：从本质上看，劳动对人来说不是一种享受，而是重负，有如不幸一样，是人不得不承负的艰辛—因为人要活着，就必须争得起码的生存条件。以为改变了阶级压迫和剥削，就可以改变劳动的性质，只是一种神话；正如以为革命能消除人的不幸是神话一样，以为革命能带来劳动性质的改变——成为轻松、愉快、自由的活动——同样是神话。对人的身体来说，劳动永远是一种折磨和奴役。
事实上，正如薇依也看到的那样，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劳动依然是生命和重负和艰辛。然而，这种存在状况竟然被掩盖，被意识形态化为一种存在之义务。刘小枫对此有评价说：薇依的这一反省，对重新提审社会制度中的劳动问题是有意义的。这一问题在当代汉语思想中被掩盖了。谁能否认在社会制度中劳动者在肉体精神上所承受的巨大艰辛和痛苦呢？社会不能消除这种艰辛和痛苦，有它的局限性，因为，这是人的本质的处境，问题在于不能掩盖以至美化这种肉体的艰辛和受苦，以至于忽视和看轻劳动对肉体的损害。对艰辛的意识形态的赞美，乃是对人本身的侮辱。故学者耿占春云：“革命没有成功地消除苦难，它允诺的普遍幸福变成了普遍贫困。继而革命不得不赋予受苦一种美德，使受苦具有革命的含义。”
另外在尼布尔与默茨的政治神学中，更对所谓的革命进行反思与批判。尼布尔指出：对任何一种规模巨大的社会政治热情都必须保持批判性的警惕。所谓的“解放”的崇高、神圣色彩，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话语，它掩盖的是权力的转移，更不用说，“解放”作为政治行为本身所包含的限制。看看中国的当代历史，才知道思想家的敏锐与远见卓识。“解放”一词在中土被赋予了善的伦理意义，同时它又被指向一种美学原则，以极其浪漫的狂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可是解放以后呢？革命不能停止，解放也永无尽头。文化大革命既是另一种的解放。革命是对绝对完美的追求，是想在地上建立起天堂，而天堂是彻底不存在的。
上帝不仅仅是为西方人所存在的，上帝是整个人类的信仰所在。神学的大智大慧也应该有理由被我们中土所用。然而在神学本土化的建构中，神学自身依然具有优先性，而非民族性具有优先性。其实这也是我们面对西方文化思想所应该采取的态度。上帝的启示在抵达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时，我们又将以怎样一种态度来面对它呢？敬畏抑或嘲讽？一切都缘于选择，一切都缘于宿命。然而某种文明的普世价值是我们无法抹杀的，中国国情决不是我们的借口。不管有多少爱都可以重来，但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呢？
# posted by 摩萝 @ 2004-11-02 08:58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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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1-2 星期二(Tuesday) 晴
南方的忧郁
南方的忧郁
每天早晨，我乘车去上班，一路上是处处可见的椰子树、高楼大厦。中午在单位简单地吃完了劣质的盒饭，傍晚又是乘车回家，一路上依旧是椰子树、高楼大厦，还有汽车与人流（冷漠的脸孔一闪而过）。日子是单调的，单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习以为常。记得看过一篇专栏文章，说是成都的生活很悠闲，茶馆星罗棋布，心下颇是向往。有机会一定去看看，自己无法真正的闲适下来，看看别人的闲适也是好的。
卜居南方已有十年矣，习惯成自然，说是另一个故乡也是可以的。南方的天空很蓝，是那种一尘不染的蓝，说的时髦点就是一种环保的蓝。不过呆的久了，熟视无睹，也就觉得平淡无奇。譬如身在香格里拉的人从不觉得香格里拉有多好。只是那种来自外部的游客（异质文化的携带者）才惊为绝色叹为仙境，世事每每如此。俗语有云：身在福中不知福。
所谓新鲜感，大概不会超过猪肉的保鲜期。当我站在岛上的一座名人墓园（海瑞墓）里时，历史的烽烟早已散尽，留下的只是草碧花红、画檐飞阁（新建的莫名其妙之物）。墓园里的一些杨桃树长的倒是新鲜茂盛，杨桃，南方一种多汁水果，清香可口。摘而啖之，可以把五元门票钱赚回来。在墓园里谈论水果似是大煞风景，海瑞先生是喜欢谈政治的，其罢官的政治式做秀让后来的明星秀、名人秀黯然失色。
忧郁：词典上意指“愁闷”。但我想象中的忧郁是与法国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不仅仅是愁闷的，似乎与浪漫有些瓜田李下，近乎于桃色意味。这种对于忧郁的片面性理解自然是私人性的。然而打量南方的忧郁，我有一种重温旧梦的感叹。 南方与海与潮湿有着密切的关系。南方的空气里似乎也有着浓烈的甜腥味。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地区的忧郁有可能成长为一个时代的忧郁。
曾经有一段闲散的日子，每日里只是翻翻书写写闲情小文，换些柴米油盐。那时离忧郁很远很远，可能只看到过忧郁的背影。人到中年，忽然之间感到了一种内心深处的恐惧；这种恐惧原根植于自己的内心，在我的内心里长久地潜伏着。现在，恐惧破壁而出，有如倚天长剑。这个时候，忧郁弥漫了南方的整个天空，此时还不是台风季节。然而我必须警惕过度的忧郁，忧郁一旦达到极点，就会消除思想，变成一种空洞的呓语。
恐惧与忧郁同行。我只能忍受。南方热带的阳光使人忧郁。传说画家梵高就因酷热的阳光忧郁而亡。由于南方强烈的光照，再加上丰沛的雨水，使生命繁殖甚速，衰败死亡也很快。于是对这一切的瞬间变化有一种无法把握的迷惘，忧郁产生了，它带来的是疯狂。有时忧郁离疯狂就一步之隔。忧郁产生诗歌，故南方常见浪漫的行吟诗人。
日子漫长，城市里的生活更是如此。记忆中的乡村可是“山居胸次清洒，触物皆有佳思”，然而这又或许是一种想象的美丽？走过雨后的街市，热带独有的那一份气息在城市的周围四处弥漫。我渐渐地沉迷于南方的甜腥气息之中，思想变的迟缓与麻木。然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无法忘却的现实让人必须发言，逃避不是战斗，人只能直面淋漓的鲜血。
一切对现实中贫困、阴暗一面的消解（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应该受到诅咒，而且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最黑最黑的诅咒。”话语的力量曾经令人服膺。但在枪炮声中，非暴力的甘地无比可笑。秋已来临，忧郁也变得深沉。异端的思想在暗夜里生长，每当我写下无聊的文字后，空虚弥漫。也许对不可言说的事物只能保持沉默。
从睡梦中醒来，室内仍是暗夜般的漆黑，惟有案头上的几块雨花石闪烁着妖异的微芒，仿佛鬼火明灭，令人悚然心惊。已近清明时节，冤魂难以散去，背负着“暴徒”的罪名在阴间里长久地受难受苦。这时我看见玻璃上的霜。是霜，南国四月的霜。时间骤然停止，清冷的月光漫上我的房间，“奇迹才能坚定我的信心。”
触目惊心的故事渐渐习以为常，成为欲望后的情爱丑陋如斯。上帝沉默不语，上帝的子民却在喋喋不休。我彷徨于无地，在污泥深处看见枯萎的荷花；理想淡薄如纸，但我们言说的背后依然是一种理想化的信念。南方，一个地理名词，又何以承担如此的重负？当忧郁化成深秋的葡萄时，遗忘是一杯苦酒，饮之则醉。
# posted by 摩萝 @ 2004-11-02 08:55 评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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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1-2 星期二(Tuesday) 晴
南方小城
南方小城
那年农历乙亥，正是春暖花开之后的夏日漫长季节。我踏上小城，长长的青石板路整洁干净，街边的店铺也都朴实无华，没有半点风暴后的压抑气氛。一位好友约我来此地小住，可惜我来的晚了，好友远遁海外谋生，托其妹招待我。我来的也颇是匆忙，只携了一册郁达夫的小说集《迟桂花》，聊以打发寂寞的心情，然而革命者是不需要谈情说爱的。我并不是革命者，我惟一的希望就是现世安稳，所爱的人幸福快乐。
站在约定好的"情意绵绵茶坊"的门口，我随意地看着小城里的人来人往，他们面目平静的近似于麻木，然而地上的垃圾却触目惊心。"没有故乡的人，身后一无所有"，仿佛一道咒语，忽然之间，我对小城有一种难言的忧伤。时日漫长，方向中断。我只能在市声嘈杂的街边等待。等待是一种记忆。等待是纯朴情怀感伤的流亡。等待可能成为杀机的预谋。当黑暗来临的时候，等待是一种无言的反抗。
踏入好友的房间，仿佛还在市声嘈杂的小城街道里。与美丽相遇，既是开始也是结束。所有的传说都是如此。在最狂热的时刻，冰冷的回绝完成了宏大的叙事。你猜得到开头，但你无法猜得到结尾。我在小城的日子自在而简单：古迹的探访、田野的漫游、街市的夜宵、老树下的谈天说地。我开始不愿离开小城，所有的日子仿佛都停留在小城的时间里，小城成为我精神的避难所。
每逢夜深人静，我伏案疾书，让雪白的文字变成一种记忆，它无法在自己的土地上生长，我只能将这些文字隐埋在内心深处，可能会有出土的一天，不敢奢望。我清醒地记得古人这样的句子：酒入愁肠，化做相思泪。那时的人如此情深，现在的人心在已巳却已经死去。在无可奈何的时代，饮酒寻欢是一种解脱，风花雪月是一种逃避。法国人托克维尔说过："当过去不再照亮将来时，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
灯下的小城给我一种回忆的温馨。许多朋友的面容在眼前浮现，但他们却远远的离开了我，我为之惶恐不安。在房间里呆得久了，我感受到空气里弥漫着压迫的思想，走出房间，在大地上仰望黑暗的天空。天空奇怪而忧郁不安，没有一颗星星。街上也寂静，四无人声；也许人们尽量留在家中，小心火烛。在夜凉如水的南方小城，我第一次真切地闻到死亡的美丽气息。伸手触摸之时，心事如灰，美已经不存在。
当爱情成为坟墓上的一朵小花时，我才知道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失望之极的我毅然离开了南方小城。原想一了百了，可心中依然存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梦想。多年以后，我知道自己错了，错的无可挽回。错的结果就是一次次梦中的美丽相遇，梦醒之后，心依然冰凉。时间无法倒流，也许在那一刻，我心已死。有位哲人说过："每一次社会变革的潮汐冲刷过去，总有一些对人性的诘问沉淀下来，像零零星星的海贝，在寂寞沙滩的暗夜里闪光。"这或许就是代价吧，正如煤的形成。
暗恋是一次触摸。暗恋随风而在随风而去。暗恋是一种记忆的清洗，当你回忆时才发现记忆里的暗恋变得虚幻，可能暗恋只是我们人生的一次宏大的想象？它虚构出美丽又把永远的恐惧压迫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然而我始终记得朋友王怡的一句话："用言论克服我们内心的恐惧。" 纵然是曲折隐晦的传情达意，纵然是一相情愿的暗恋。不管记忆如何模糊，时间如何遥远，暗恋终将大白于天下。怕只怕多年以后，重逢暗恋的情人，而我心如水。
# posted by 摩萝 @ 2004-11-02 08:51 评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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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0-29 星期五(Friday) 晴
飘雪
飘雪
记忆里的冬天总是很冷。在漫天的飘雪以后，大地是彻底的冰冻，似乎所有的生机都被掩埋在银白色的世界里默默无语。这时耳边似乎传来陈慧娴那首著名的曲子《飘雪》：“又见雪飘过/ 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 却掀起我心痛/又再想起你/ 抱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暖/ 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 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从前如许往事尽在这漫天的大雪里随风而舞，电光石火之间，看到了风中的泪水，伤心总是难免的。
我的少年生涯是在湖北应城的一个农村里度过的，那里的冬天干冷干冷，只有下雪的时候才让乏味难熬的冬天变得精神起来。在大雪之后，我们冲出禁锢已久的柴门，就象摇滚歌手崔健唱的那样：在雪地里撒点野。男孩子打雪仗，女孩子堆雪人，玩得不亦乐乎。忘记了时间的流驶，忘记了肃杀的寒冷。雪地里，少年们没有丝毫的杂念。后来我漂泊东南西北，见惯了冬天，但那个纯洁的下雪天再也无法找回了，人世间的事就是如此，剩下的只是无端端的惆怅与忧伤。
在这个世上，能够完完全全覆盖什么的只有雪和坟墓。故雪地总有一种墓地的美。看到墓地如同看到雪地一般，寂寞清冷。也许自己来自于生命中的第一次寂寞，就是看到了一个雪人的寂寞。如果它没有眼睛和鼻子，如果它仍是一滩平整的雪；如果我们没有惊醒雪，我们没有惊醒它。我们就将替它，站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一如傅红雪的刀声。我心中的雪，洁白之外还带着千年的记忆，终古不化。
现在我住在一个终年无雪的海岛上，对冬天的印象越来越淡薄了。雪成为一种想象的事物，触手可及的感觉渐渐地消失了，雪是一个名词而已。在一本无聊的星座书中有这样关于雪的描述：“男人梦见下雪，会富有/女人梦见下雪，一切忧愁都会消失/病人梦见下雪，不久能恢复健康/商人梦见下雪，要到一个很远的国家去做生意/山区人梦见下雪，会离开住地搬到远处的城镇去住。”这些几乎可以肯定是迷信的说法让我沉思许久。在中东地区的古老传说里，雪是上帝的精魄。
谈到冬天，五四一代的大作家朱自清先生的笔下却是“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冬天》一文）然而正是这些胡思乱想的匪夷所思，才使得朱先生“无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有一位当代诗人则认为“在冬天里行走怀着温暖心情的人不多。冬天强大而寒冷。”或许应该在一个大雪天去外面看过一回雪景，回家来扫清身上的积雪，吃过晚饭，关起门从容地来读禁书，过一把金圣叹所赞美的人生一乐。可惜在这样的时代里，禁书无处藏身。
十一月、十二月的月历上，我看到了这样几个字：小雪、大雪、冬至，季节里的冬天如约而至，仿佛上帝的旨意。冬至一般是在大雪的前后，或者就在大雪中来临，江南民谚有云：“邋遢冬至干净年”，说的是情愿牺牲一个冬至，也要一个干净的无雨无雪的春节。然而我喜欢那种大雪纷飞的大年三十，窗外有鞭炮惊耳，浓浓的硝烟味沁人心脾。在记忆里，那是世界上最好闻的气味。
雪，让我想起一位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他的《雪国》有一种颓废之美，读之令人难忘。日本人对雪似乎很敏感，就连西方的意象派诗人洛威尔的《飘雪》也写的像是日本江户时代雪坂上的日本人。诗云：雪在我耳边低语/我的木屐/在我身后留下印痕/谁也不到这条路上来/追寻我的脚迹/当寺钟重新敲响/那脚印就会盖上/就会消失/。读着这样的诗句，觉着霏霏的细雪迎面而至，百年的忧伤聚上心头。
呆在南方无雪的冬天，看着灿烂的阳光想象雪花静静地漫天飘下，那么从容、优美，大音希声，一种旷然大气的境界降临在身。雪地里有一位白衣人舞剑，风神俊朗，气度闲雅，我知道那是西门吹雪，一位绝世的剑客。剑花如雪，日照远山，武侠时代的风景漫上温暖的南方记忆。从想象中遁回自己的内心时，我翻开那些咏雪的诗词，唐人从厚厚的经典里推开门，伸出手来扯我的衣袖相邀：“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 posted by 摩萝 @ 2004-10-29 15:10 评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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